宗教热情鼓舞着军队和皇帝，激励士气、增加战力，使他们充满信心奔赴战场。上帝曾为以色列人在红海开道，在约书亚的号角中让耶利哥城墙倒塌（译注：耶利哥是位于死海北边的古城，据《旧约全书·约书亚记》记载，约书亚要攻城，祭司吹响号角，城墙立即神奇地倒塌。），也会为君士坦丁的胜利显现出他的威力。教会历史证明他们抱着的期望的确很有道理，因为大家一致认为，使第一个基督教皇帝改变信仰，就是靠着那明显的奇迹，现在也已获得证实。如此重要的历史事件，何者才是真实的原因，是否出于想象，确实值得后人加以研究。我将尽力把所涉及的标帜、梦境及神启符号逐一考量，将这段奇妙的历史故事合乎事实的部分和有关神奇的部分区分开来（在一篇似是而非的论文中，所有部分已被巧妙揉成一团，文藻优美，言辞华美，但史实内容完全禁不起考证），使大家对君士坦丁见到上帝显灵的著名故事有正确的认识。

十字架本是施用于奴隶和异族的刑具，让罗马市民产生恐惧的感觉，因而其概念与罪恶、痛苦和丑行紧密联系在一起。（基督教的作家，像是查士丁（100～165A.D.，圣徒、神学家）、米修斯·法埃利克斯、德尔图良（155～220A.D.，早期基督教神学家，辩论家）、杰罗姆以及都灵的马克西穆斯，对于十字架的造型和外表相似的物体，无论属于天然生成或人工制造，都曾深入研究，获得相当的成效。这些颇具代表性的象征，例如子午线和赤道的相交、人类的面孔、飞行中的鸟类、人在水中游泳、船上的桅杆、耕地的犁、军队的标旗等等。）君士坦丁之所以在统治的区域很快废止这种连人类的救世主都免不了亲自忍受的刑罚，并非出于仁慈，而是信仰的虔诚。（参阅奥勒利乌斯·维克托的著作，他认为制定这些法律，就是君士坦丁的宗教信仰极为虔诚的明显例证，对基督教如此推崇的诏书，值得放在《狄奥多西法典》里，而不是用第六卷所列第五位和第十八位的头衔，间接地表示敬意。）但他在罗马城中竖起自己的雕像之前，早就很清楚地表示，对自己的教育和人民所带来的偏见感到厌恶，因此他让雕像的右臂擎着一个十字架，并附上一篇记述战绩，把对罗马的拯救全归于这一吉祥形象——力量和勇气的真正象征的铭文。（君士坦丁的雕像，还有就是十字架和铭文，可能是他第二次巡视罗马时设立，也有人认为是第三次。但是，击败马克森提乌斯之后，就元老院和人民的感受而言，是设置公共纪念物的最佳时机。）这同一形象也使得君士坦丁的士兵所携带的武器全都神圣化：十字架在他们的头盔上闪闪发光，雕刻在他们的盾牌上面，编织在他们的旗帜中间。就连那些装饰君士坦丁本人的神圣象征，也只不过比一般人所用的材料更考究、做工更细致而已。

表现十字架取得战绩的旗帜则被称为拉伯兰旗（虽然格列高利·纳齐安赞、安布罗斯（339～397A.D.,圣徒，米兰主教）、普鲁登提乌斯（348～405A.D.，基督教拉丁诗人）等人都用过“拉伯兰”或称“拉波兰”这个词，但是它的来源和含意始终不得而知。学者费尽力气要从拉丁语、希腊语、西班牙语、凯尔特语、条顿语、伊里利孔语和亚美尼亚语中探讨它的语源，都无成效可言。），此一含义不明却闻名遐迩的称呼，据说是用世界所有的语言为基础定名。它的基本构造是一根长杆中间横架着一根短棒。悬挂于短棒之下的丝质绸幡上，非常奇妙地编织了在位君王和其子的图像。长杆顶端是一顶金质皇冠，四周环绕着神秘图案，表现出十字架形态及基督教的缩写名字。（库佩和巴罗尼乌斯查看古老纪念物的铭文，把每个单词的头一个字母记下来，再拼凑成新字，对字的含义加以解释和附会，这种方式在基督教世界极为流行。）拉伯兰旗交由50名侍卫保管维护，他们全经过考验，不仅忠诚可靠，而且骁勇善战，所享受的荣誉和待遇更显得与众不同。经过几次幸运的偶然事件，很快引起一种传说：保卫拉伯兰旗的侍卫在执行任务时，全身刀枪不入，对敌人的攻击毫无所惧。

第二次内战期间，李锡尼感受到神圣旗帜的可怕威力。君士坦丁的士兵即使陷入困境，一看到拉伯兰旗立即产生战无不胜的士气和信心，与它对阵的军团，无不惊慌失措，恐惧万分。（君士坦丁使用拉伯兰的标志是在远征意大利之前，但是从有关的记载里，并没有提到要陈列在军队的前面，这样做是十年以后的事，他公开宣布自己与李锡尼有不共戴天之仇，要成为教会的解救者。）此后，基督教皇帝多以君士坦丁为榜样，出征的队伍无不高举十字架旗帜。但等到狄奥多西自甘堕落的继承人不再身先士卒带兵打仗后，拉伯兰旗被当作一件意义崇高而无实际用途的圣物，陈列在君士坦丁堡的皇宫。（塞奥法尼斯是8世纪末叶知名学者，距君士坦丁有500年之久。现代希腊人颇不喜在战场展示帝国或基督教的旗帜，虽然在防御时靠着迷信的举动来建立信心，但是不管想象力多丰富，也无法保证赢取胜利。）这面旗帜所表现的荣誉，还保留在弗拉维家族的纹章上，这个家族出于感激的宗教热忱，一直把基督名字的缩写图案安放在罗马国旗正中央。还有就是用在宗教和军事的纪念碑上，在上面加上维护国家的安全、争取军队的荣誉、恢复人民的幸福生活这些庄严华丽的词句。保存到今天的一枚君士坦提乌斯皇帝的奖章上，镌刻在拉伯兰旗旁边的是一行令人难忘的铭文：“追随此旗，百战百胜。”

原始基督徒在遇到危险和灾难时，都会用手划出十字架记号，保护精神和肉体安全。这种手势被用于一切宗教活动，同时也用于日常生活，绝对可靠的动作使自己免受一切神灵和世俗邪恶力量侵害。（学识渊博的耶稣会教士佩塔维乌斯搜集了很多有关十字架展显法力的文章和资料，在上个世纪使喜爱争论的新教徒产生很多困扰。）君士坦丁非常谨慎，采用循序渐进的步骤到最后才接受基督教真理，同时也采用基督教的十字架象征记号，但他这种宗教奉献的精神是否合于教义，只有教会当局才有足够权威来确定。有位与君士坦丁同时代的作家，曾在一篇正式文章中对宗教的成因做过全面研究。他所提出的证据，对这位皇帝的虔诚信仰赋予了更为惊人和崇高的特质。这位作家非常肯定地提到，君士坦丁在与马克森提乌斯决战的前夜，睡梦中得到神的指示，要他将代表上帝的神圣符号、基督名字的缩写图案刻在士兵盾牌上。皇帝遵从上天命令，获得米尔维亚桥之战决定性的胜利，作为上帝对他的勇敢和顺从所赐予的酬报。基于某些问题，一些持怀疑态度的人，对这位善于辞令的作家做出的判断的真实性表示怀疑，因他出于宗教热情或利害关系，一直全力支持当权派。（这位历史学家能够泰然自若发表他的演说，这时东方的统治者李锡尼，仍与君士坦丁和基督教保持友好关系，这点可以确定。有鉴赏力的读者可发觉到，这篇文稿的风格与拉克坦提乌斯大不相同，很多地方的文字运用都很低劣，勒·克拉克和拉德纳（1684～1768A.D.，新教徒神学家、圣经学者）都抱这种看法。为拉克坦提乌斯辩护的学者，对于所取书名以及作者是多纳图斯或凯基利乌斯，提出三点理由，每条单独的理由还是有缺失，但合起来非常有分量。我原来还是犹豫不决，后来根据科尔贝特的手稿，认定作者就是凯基利乌斯。）他是在罗马胜利约三年之后，才发表与尼科米底亚迫害者的死亡有关的作品的。但是地点相距1000英里，再加上1000天的时间间隔，这就完全足够制作出一批宣传资料，目的是要让人看到就会相信。这当然能获得皇帝的默许，因为皇帝在听到一个既能提高自己声望、又有利于推动计谋得逞的绝妙故事时，绝不会表示反感。李锡尼当时还掩饰对基督徒的仇恨，同样是这位作家站在支持的立场，写出祷告方式的显灵景象，说李锡尼与暴君马克西明的军团作战之前，一位天使在他的军队面前再度现身。

这种神迹一再出现，不仅没有产生抑制作用，反而使人类的思考能更为理智。（伏尔泰的看法可能有点道理，他把君士坦丁的获胜归功于拉伯兰的名声盖过李锡尼的“天使”，即使帕吉（1624～1695A.D.，编年史家）、蒂尔蒙特和弗勒里（1640～1723 A.D.，教士、教会历史学家）全都心仪“天使”的形象，那也是乐于更多的神迹出现而已。）但是，如果把君士坦丁的梦境单独拿来仔细加以分析，我们很自然就会从皇帝所要推行的政策，或者他对宗教的热情来加以解释：在决定帝国命运的那一天里，他时刻不安地等待，一阵短暂而又时断时续的睡眠可以消除烦躁的情绪。这时，令人景仰的基督形象以及人所共知的宗教象征，很可能自动出现在皇帝活跃的想象之中，何况他崇拜基督的名字，暗中乞求基督徒的上帝显示神威。正如杰出的政治家会毫不犹豫尽量运用军事谋略，他也像菲利普和塞多留那样利用宗教方面的骗局，非常巧妙地获得成功。（除这些众所周知的例子外，托利乌斯发现安蒂冈努斯有不可思议的想象力。他为了让部队安心，就说他看见一个五角形（这是人马平安的记号）的光芒，还有“所向无敌”几个字。但是托利乌斯根本不提这段历史的出处，就是指责他也没有意义。狄奥多鲁斯（公元前1世纪，希腊历史学家）、普鲁塔克（46～119A.D.，传记家、哲学家，著有《希腊罗马名人传》）和查士丁并没有保持沉默，他们提到波利阿努斯在他的作品里单独有一章，列举安蒂冈努斯十九个战争谋略的案例，但是完全没有记载这段神奇事迹。）

古老的民族都认为梦源于超自然的力量，高卢军队有相当多的人员，很早就相信基督教非常灵验的象征。君士坦丁见到上帝显灵一事的真伪，只有事实本身能予以证明。无畏的英雄已越过阿尔卑斯山和亚平宁山，必然会在罗马城下一战而胜，将此结局视为意料中事。但元老院的成员和人民却不同，他们忽然从暴君统治下被解救出来，自然感到欣喜万分，把君士坦丁的胜利看成非人力所及的奇迹，但是又不敢明说他是靠着神祇的保佑才获得大捷。在这次战役三年之后建立的凯旋门，用模糊的文字颂扬君士坦丁，说是靠着他伟大的心灵和诸神的护佑，拯救共和国于水深火热之中，并为罗马雪耻复仇。一位异教徒演说家最早抓住机会向征服者歌功颂德，认为只有君士坦丁有幸能与最高天神保持秘密的直接交往，但是最高天神把普通人的事务交托给属下神明管辖。这样他便提出一个可以说得通的理由，君士坦丁的臣民不应该追随君王，也去信奉新兴的宗教。

哲学家以冷静的怀疑态度，研究世俗和宗教历史的梦境、征兆、神迹和怪诞事件后，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目击者的眼睛受到假象的欺骗，那么读者所理解的状况，多半都会受到编造故事的愚弄。任何一件违背正常情理的事物、形象或意外事件，总会有人随意指称背后必有神明直接参与。惊愕的群众产生巨大的想象力，有时会给迅速在天空滑过的流星加上匪夷所思的形状和颜色，用语言和动作来表示。纳扎利乌斯和欧西比乌斯是两位著名的演说家，他们用精心制作的颂词，不遗余力渲染君士坦丁的丰功伟业。在罗马取得大捷后过了九年（321 A.D.），纳扎利乌斯撰文描写自天而降的神将，（某些现代人毫无警觉而胃口又贪婪，连纳扎利乌斯这个异教徒所丢出的饵都要吞食。此处没有必要指出这些人的名字。）细心描述天兵天将的优美姿态、精神面貌、巨人一般的形体、神圣的铠甲所散发的耀眼光芒，以及如何毫不在意地任凭凡人对他们随意观望，听他们交谈，同时还自称受到派遣，即将飞往君士坦丁皇帝那里，为他效力助战。为表明这段奇观的真实性，这位异教徒演说家更求助于听他演讲的全体高卢民族。他还希望通过现在公开发生的这个事件，为古代神明显灵的事迹（天空出现卡斯特和波卢克斯双子星的奇观，特别用来预告马其顿战争的胜利，这段事迹从历史学家和公共纪念物都可加以证实。）找到可信的证据。欧西比乌斯的基督教神话最初可能起源于梦境，经过26年的时间（338 A.D.），已被纳入一个更为正确和高雅的模式。其中写到君士坦丁在一次行军中，亲眼见到在正午太阳的上方，矗立着一个闪闪发光的十字架饰物，上面镌刻着“以此克敌”几个字。天上的景象使皇帝和全军为之震惊，当时在选择宗教信仰问题上，他还没有拿定主意，但是在震惊之余，再加上当天晚上所见到的景象，却决定了他的宗教信仰。当晚耶稣基督亲自在他眼前出现，向他展示与天空所见相同的十字架形象，要君士坦丁制作出同样的旗帜，抱着必胜的信心，举着旗帜向马克森提乌斯和他的敌人前进。（君士坦丁所说的神迹并非颠扑不破的真理，欧西比乌斯对此深有所感，虽然自己非常支持，但是在所著《教会史》上即略而不记。）

这位饱学的恺撒里亚主教似乎也有所感觉，最近新发现的神奇传闻，可能会使虔诚的读者感到吃惊或难以相信。但是欧西比乌斯既没有对事情发生的时间和地点严格加以查证，这样常常直接有助于分辨事件真伪；（君士坦丁记述，他征讨马克森提乌斯，越过阿尔卑斯山时，看见天空出现十字架。特里夫、贝桑松等地省民因虚荣心，而认为确有其事并深信不疑。）也没有收集并记录活人的证词，想必会有众多人员曾目睹惊异的神迹。（阿尔泰米乌斯是个老兵，也是殉教者，对于君士坦丁所见到的景象，以目击证人的身份留下正式记录。但即使是信仰虔诚的蒂尔蒙特也拒绝接受。）欧西比乌斯仅谈到已死的君士坦丁曾提供非常奇特的证据，却令他感到极为满足。他说君士坦丁是在事情发生许多年后，在一次无拘束的谈话中，对他讲述亲身经历的离奇意外事件，同时还郑重发誓，保证所讲的情况绝无虚假。饱学的教长具有审慎的态度和感激的情分，不容许他怀疑胜利的主子讲话的真实性。他曾明确表示，像这样的事，如果从比他地位稍低的人口中说出，他绝不会相信。何况据以产生这种信念的基础，不可能在弗拉维家族失势后继续存在。天空出现图像的故事后来被不信教的人百般嘲笑，就是紧随在君士坦丁改变信仰以后，那段时期的基督徒也根本不予理睬。（4世纪和5世纪的神父不遗余力地支持此事，写出汗牛充栋的讲道辞，不断推崇教会和君士坦丁的胜利，但是他们并未提出让人信服的证言。这些年高德劭的神职人员，从未对此一神迹表示任何嫌弃之意，足证他们不熟悉欧西比乌斯笔下的君士坦丁生平事迹（事实上杰罗姆对此一无所知）。像这样一份宗教论文的出现，是因为有人致力于《教会史》的翻译和继续撰写，也有人对所以产生十字架的异象，认为是别有用心。）但是无论西方还是东方的教会，却都接纳有助于促使一般民众崇拜十字架的神奇故事。在一些勇敢而明智的批评家降低这第一位基督徒皇帝的胜利成果，并对他的说法表示怀疑之前，君士坦丁见到上帝显灵的故事，在迷信的传统中一直据有非常神圣的地位。（基督教信仰极为虔诚的红衣主教巴罗尼乌斯，确信曾出现神迹。公元1643年，戈德弗罗伊首先表示其事可疑，马德堡研究世纪论的作家也抱持同样观点。这时开始，很多新教徒的城市都倾向于怀疑和不信，肖费派（1702～1786A.D.，新教教士）全力提出异议。公元1774年，索博纳的杜瓦辛神父兼医师写出《辩护书》，内容丰富且中肯，值得赞许。）